實現“雙碳”目標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推進這項多維、立體、系統的工程，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掌握科學的工作方法，切實提高駕馭局面、解決問題、推動發展的能力。我們要按照黨中央決策部署，提高戰略思維能力，把系統觀念貫穿“雙碳”工作全過程，注重處理好發展和減排、整體和局部、長遠目標和短期目標、政府和市場等幾對重大關系，有力有序推動重塑我國經濟結構、能源結構，轉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
在綠色轉型中實現更大發展
如何處理好發展和減排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減排不是減生產力，也不是不排放，而是要走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發展道路，在經濟發展中促進綠色轉型、在綠色轉型中實現更大發展。
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源于發展，也只有在更好發展中得到解決。碳達峰碳中和，表面上是氣候和環境問題，實則是發展模式轉型的問題。
如果仍然按照傳統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為特征的粗放增長模式，不計代價繼續大干快上，那么實現“雙碳”目標要求無疑會阻礙經濟增長；如果是在綠色轉型模式下，那么發展內涵、資源條件、商業模式、企業組織模式和體制機制都會相應變化，推進“雙碳”和經濟增長之間就是相互促進的關系。
有句話說得好：沿著舊地圖，找不到新大陸。當前，我們正處在新舊模式轉型期，思想認識也要與時俱進。若以發展的老套路看“雙碳”，看到的就是挑戰和阻力，行動上只會停滯不前；若以發展的新思路看“雙碳”，看到的就是機遇和動力，干工作愈加積極主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所長張永生認為，“雙碳”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本質是環境和增長之間的關系。在理論上，過去一直認為二者是倒U形曲線關系，即經濟增長過程中會犧牲環境，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有能力負擔治理環境的成本，就可以改善環境。而在碳排放的維度，現在130多個國家和地區承諾碳中和，其中70%以上為發展中國家。這意味著，隨著新能源快速發展，經濟發展可以在低碳狀態下起飛。
在環境與發展的關系問題上，我國早就擺脫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觀念束縛，即從過去的發展與環境保護相互沖突，到后來相互兼容，再到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新理念。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我國實現了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協同共進。事實證明，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道路，并沒有影響經濟增長，反而創造了大量新的增長機會，提高了經濟發展質量。
數據顯示，與2005年相比，2019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8.1%，相當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56.2億噸，相應減少二氧化硫排放約1192萬噸、氮氧化物排放約1130萬噸。同期，我國GDP增長超4倍，實現95%的貧困人口脫貧，第三產業占比從41.3%增長到53.9%，煤炭消費比重從72.4%下降到57.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從7.4%提高到15.3%，居民平均壽命由72.9歲提高到77.3歲。
再以新能源汽車為例，可以更清楚理解“雙碳”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2021年，我國新能源汽車銷量超過350萬輛，同比增長約1.6倍。正是因為新能源汽車井噴式增長，我國汽車產銷結束了2018年以來連續三年下降的局面。新能源車背后是龐大的基礎設施和產業體系，會成為新的重要經濟增長點。由此可見，如果沒有新能源汽車，傳統汽車產業就是負增長；有了新能源汽車，汽車就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這一行業快速發展的背后，正是“雙碳”目標的驅動。
歷史地看，當前我國仍處在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階段，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時間窗口偏緊，技術儲備不足，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任務相當艱巨。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必須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尊重規律、把握節奏。要強化底線思維，堅持先立后破，處理好減污降碳和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糧食安全和群眾正常生活的關系，有效應對綠色低碳轉型過程中可能伴生的經濟、金融、社會風險，防止過度反應，確保安全降碳。
下好全國一盤棋
如何處理好整體和局部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既要增強全國一盤棋意識，加強政策措施的銜接協調，確保形成合力；又要充分考慮區域資源分布和產業分工的客觀現實，研究確定各地產業結構調整方向和“雙碳”行動方案，不搞齊步走、“一刀切”。
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牽一發而動全身，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方面，需要地方、行業、企業和社會公眾的共同參與和努力。我們必須深入貫徹中央決策部署，統一意志堅定信心，集思廣益眾志成城，下好全國一盤棋。
一方面，堅持目標引領，強化工作的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
從國際承諾上講，我國提出的“雙碳”目標，是一個整體性目標，不是國內某個地區、領域、行業的個體性目標；從謀劃部署講，“雙碳”是一項系統工程，要強化頂層設計，注重政策協同，不能各行其是、單打獨斗；從推進實施講，要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發揮制度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
另一方面，基層實踐不能生搬硬套文件，必須創造性開展工作。
推進“雙碳”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分類施策，因地制宜，精準發力。基于客觀情況和基本規律，不同地區、不同產業、不同領域實現“雙碳”目標不可能整齊劃一，政策措施也應避免“一刀切”。
具體來說，碳排放已經基本穩定的地區要鞏固減排成果，在率先實現碳達峰的基礎上進一步降低碳排放。產業結構較輕、能源結構較優的地區要堅持綠色低碳發展，力爭率先實現碳達峰。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的地區和資源型地區要把節能降碳擺在突出位置，大力優化調整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逐步實現碳排放增長與經濟增長脫鉤，力爭與全國同步實現碳達峰。
下好全國一盤棋，既要在戰略上布好局，又要在關鍵處落好子。推進“雙碳”，各部門各地方須心懷“國之大者”，敢擔當善作為，努力在系統變革性中找到最優解，謀求整體效益最大化。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雙碳’目標是全國來看的，哪里減，哪里清零，哪里還能保留，甚至哪里要作為保能源的措施還要增加，都要從全國角度來衡量”。
高耗能產業發展現已成為“雙碳”目標下的焦點問題，既不能一關了之，也不能聽之任之。“堅決遏制‘兩高’項目盲目發展，并不是要遏制其優化調整，應做到總量控制下的科學布局。”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會長葛紅林提出，要盡快優化高耗能產業的跨區域布局，做到全國一盤棋。加快先進產能對落后產能的淘汰，將項目配置到清潔能源占比較高的地區，提高清潔化、集約化、現代化水平。
事實上，跳出“一畝三分地”思維，推進各區域要素稟賦深度融合，優化生產力布局大有可為。東部及中部地區經濟相對發達，能耗總量大，但可再生能源資源不足，土地資源日趨緊張。這些地區在承接西電的同時，把一些高耗能產業有序轉移到西部地區，將擴大西部可再生能源電力的就地消納能力。只要因勢利導，理順體制機制，東中西部地區低碳協同發展的優勢就能發揮出來。
試點先行、以點帶面，也是推進“雙碳”工作的重要方法。從2010年7月開始，有關部門先后啟動三批低碳城市試點工作，探索減排與發展雙贏的模式。實踐表明，試點城市低碳發展成效高于非試點地區，而且越早開展低碳試點的城市減排效果越好。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和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積極探索，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有效模式，將為我國如期實現“雙碳”目標提供有益經驗。
積小勝為大勝
如何處理好短期目標和長遠目標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既要立足當下，一步一個腳印解決具體問題，積小勝為大勝；又要放眼長遠，克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把握好降碳的節奏和力度，實事求是、循序漸進、持續發力。
前一段時間，各地積極推進“雙碳”工作，但在實踐中也存在著一些誤區。有冒進的，脫離實際搞“運動式減碳”，把長期目標短期化，系統目標碎片化，對正常生產生活形成沖擊；有走偏的，把碳達峰當成“攀高峰”，盲目上馬“兩高”項目，給未來發展留后患；還有跟風的，空喊口號，炒作概念，亂貼標簽，熱衷做表面文章。這些變形走樣的做法，暴露了不善為、亂作為的問題，反映出一些人對于“雙碳”認識還不到位，工作還不適應，心理上甚至存在著某種焦慮和恐慌。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有著內在邏輯。碳達峰是碳中和的基礎和前提，碳中和是碳達峰的緊約束。碳達峰的時間和峰值水平直接影響碳中和實現的時間和難度：達峰時間越早，減排壓力就會越小；峰值越高，實現碳中和難度就越大。我國采用的是削峰發展模式，而非“碳沖鋒”模式，旨在盡量壓低峰位，為實現碳中和創造更好條件。
我國推進“雙碳”，將完成碳排放強度全球最大降幅，用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從碳排放峰值實現碳中和。實現“雙碳”目標的緊迫性和艱巨性，要求我們必須統籌近與遠、把握時度效，切實把短期和中長期的時序關系統一于如期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標。打好這場持久戰，既要堅定戰略定力，又要講究戰略戰術，以長遠規劃引領階段性任務，以戰術目標的實現支撐戰略目標的達成。
一方面，求真務實，把握規律，注重實效。馬拉松不能跑成百米賽，不能以短期思維看待中長期目標任務。比如，實現“雙碳”目標，要求我國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需從目前的不足16%提升到2060年的80%以上。問題的核心是化石能源如何平穩退出，保證退出時不造成過大的經濟損失。若急功近利，搞短期行為，只會事與愿違。要在近40年的進程中細化出階段目標，持續用力。按照中央部署，“十四五”“十五五”時期，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分別提升至20%左右、25%左右；到2060年，全面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和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能源利用效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80%以上。再比如，一些關鍵技術也需要設定窗口期，明確技術的發展方向，有的放矢地開展攻關。有了“時間表”和“路線圖”，只要保持戰略耐心，把握節奏，通過以時間換空間，終歸能將大挑戰變成小問題，實現預期目標。
另一方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立足當前，把該干的事、能干的事干好。實現碳達峰，“十四五”時期是關鍵。各方面應全力做好謀篇布局、夯基壘臺的工作，為迎接拐點、開創新局做好準備。按照中央部署，扎實開展“碳達峰十大行動”，重點行業、重點領域須迎難而上，奮力攻堅，為實現削峰發展作出應有貢獻。同時，積極主動適應碳中和長期愿景對經濟社會帶來的全方位、深層次變革和影響。從長計議、科學謀劃，加快轉方式、調結構，嚴防高碳路徑鎖定，推進高質量綠色發展。
我國推進“雙碳”，沒有現成的模板和經驗可以套用，只有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拿出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勁頭，在邊干邊學、開拓創新中走向未來。加強理論與實踐互動，逐步總結經驗教訓，找到規律，完善做法，在動態調整中不斷擴大戰果。
一張藍圖繪到底，一棒接著一棒干。“關鍵少數”尤其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價值觀，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胸懷，接續奮斗推進“雙碳”，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開辟出一條新路來。
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相結合
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兩手發力，推動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更好結合，建立健全“雙碳”工作激勵約束機制。
實現“雙碳”目標既需要進行頂層設計、戰略引領，又需要上下聯動、多方協作，更需要建立科學完善的治理體系，構建完善的管理體制、市場機制、政策支持、創新環境、社會氛圍，推動全國實現共同目標。
首先，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引導各類資源、要素向綠色低碳發展集聚，用好碳交易、綠色金融等市場機制，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綠色低碳轉型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
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自2021年7月啟動以來，納入發電行業重點排放單位逾2000家，覆蓋企業的碳排放量逾40億噸，是全球覆蓋溫室氣體排放量規模最大的碳市場。總體上看，碳市場運行健康有序，交易價格穩中有升，促進企業減排溫室氣體和加快綠色低碳轉型的作用初步顯現。
碳市場是將減排責任壓實到企業的一項制度安排。盡管納入到碳市場的重點排放企業增加了碳排放的政策約束和減排成本，但碳市場也通過交易機制提供更靈活的工具，幫助企業以更低成本履約。可以說，碳市場給企業帶來的不僅是約束，更有激勵。按照中央部署，將進一步推進碳排放權交易、用能權交易等建設，發揮好市場機制作用。
其次，切實發揮政府作用，加快建章立制，做好預期引導和基礎工作，有序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要加快建立促進綠色低碳發展的制度體系和政策體系，打好包括法律、規劃、規則、標準、宣教在內的組合拳，強化統籌協調和督察考核，做好任務分解與落實情況的督察考核。
注意發揮好經濟政策的“杠桿”作用。比如，在落實環境保護、節能節水、新能源和清潔能源車船稅收優惠時，通過稅收調節抑制不合理需求，研究以碳稅方式約束高排放行為。以及政府加大綠色低碳產品采購力度，鼓勵地方開展綠色智能家電下鄉和以舊換新，促進綠色低碳消費等。
與此同時，要深化能源和相關領域改革，敢于打破利益藩籬，大力破除制約綠色低碳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推動完善電價和電力調度交易機制，推進電力市場化交易，不斷完善符合新型電力系統運行的配套機制和市場模式。
再次，政府和市場各有分工、各有擅長，要協調配合、協同發力，通過“兩手并用”發揮出最大效能。
十幾年前，我國以可再生能源促進法為依據，推動光伏發電、風力發電、儲能技術、電動汽車等產業的迭代進步，現已收到顯著成效。以光伏發電為例，10年前尚需對上網電價提供高額補貼，現在已經可以競爭平價上網。實踐表明，按照政府引導、市場主導原則，有關方面積極助力新興產業發展卓有成效，但財政補貼須把握好時度效，企業發展終歸要靠自身的造血機能。
根據國內外主流機構的測算，“碳達峰、碳中和”需要的資金投入規模介于150萬億元至300萬億元之間，相當于年均投資3.75萬億元至7.5萬億元。滿足巨量資金需求，必須進行市場運作，發動社會力量廣泛參與。應充分發揮政府投資引導作用，積極發展綠色金融，構建與碳達峰、碳中和相適應的投融資體系。
實現“雙碳”目標有賴于創新驅動，技術進步能夠有效降低綠色溢價，穩中有進促轉型。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我國綠色低碳技術整體仍處于“跟跑”狀態，綠色低碳重大戰略技術儲備不足。我們必須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構建新型舉國體制，強化科技和制度創新，加快綠色低碳科技革命，提前布局低碳零碳負碳重大關鍵技術，把核心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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